谭立力 | 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的指数型评价体系构建研究—以云南边境县（市）为例

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的指数型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以云南边境县（市）为例

谭立力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边疆发展与边疆治理中承担重要功能。本文立足西南边境城镇化发展、开放、安全三大核心功能指向，根据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的自身特点，构建了一个包括经济发展、民生发展、社会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开放与安全发展五个维度30个指标的指数型评价体系。利用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数据，计算了各县（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及分维度得分。发现：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既不充分也不均衡，其主要决定因素一方面是自然交通条件和对外开放基础，另一方面是毗邻国经济产业结构与我国的协同程度，同时政策性资源分配也产生重要影响。发展较好区域中对缅甸开放区域表现突出，对越南开放区域表现相对下降。分维度看，经济发展仍然是促进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动力，同时社会发展、安全发展等维度的因素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也是将规范量化方法引入西南边境城镇化研究的一次新尝试。

关键词：西南边境；城镇化；定量评价；指数；云南

中图分类号:D523;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2)02-0103-12

一、引言

截至2019年末，中国城镇化率突破60%，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从“工业化时代”逐渐转入“城镇化时代”。整体上看，城镇化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城镇已经成为承载国民人口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生活方式也已经成为国民主流的生活体验。然而，在这样一个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的新时代，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建设却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因此，对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既能使我们更好的把握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各方面的发展状态，也有利于探索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更快更好发展的可能路径。另一方面，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不断凸显。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建设在西南边境发展与治理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作为边境区域经济社会活动的集聚地和边境区域国土空间的骨架，边境城镇体系承担着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重要的经济和非经济功能。这也需要对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建设各方面状况进行更客观和更有针对性的评估。而要提高评估的客观性和针对性，采用量化评价方法无疑将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当前对城镇化发展进行量化评价的文献已有不少。其中如方创琳、王德利建立城市发展质量分要素分段测度模型，对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差异进行了总体评价；[1]余达锦运用PCA-UDIT区域城镇化质量测度混合模型对欠发达地区进行了量化评价和对比分析；[2]张琳、杨庆媛运用PILE四维分析定量模型对重庆市2001-2014年新型城镇化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评价。[3]在量化评估的基础上，也已形成了一些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如《2017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一个含175个指标的指数型评价体系，并对全国297个地级城市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杨洋等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建构了由100项具体指标组成的新型城镇化状态指数型定量评估体系，并对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状态进行了实证评价。[4]然而，绝大部分评价体系是根据沿海发达地区或者中原内陆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情况进行构建，与边境城镇化特别是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的特征并不完全匹配。一方面，与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原内陆地区不同，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往往面临更为特殊和艰苦的自然地理环境，面临相对薄弱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往往还需要因应复杂多变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与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原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更多聚焦经济发展和传统开放等一般性功能不同，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还必须承担支撑陆上向西开放和维护边疆安全等特殊性功能。因此，根据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具体条件，从边疆发展与边境治理的整体要求出发，梳理西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功能指向，成为合理设计相应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数合成方法的基础和前提。

国家视阈是分析西南边境城镇化发展议题的基本语境和价值取向。从空间结构上看，当代西南边疆置于国土空间中而被定位，西南边疆城镇亦置于全国城镇体系中而被定位。从功能结构上看，作为边疆治理的一个关键命题，西南边疆城镇化的发展与调控，也必须放到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考察。兴边富民、沿边开发开放、稳边戍边等重要工程都蕴含着明确的国家立场。因此，构建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的评价体系也应从国家治理和国家整体城镇化的视角出发，以其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城镇化发展中所应发挥的一般和特殊功能为指向，设置评价维度和选取评价指标。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5]、《全国城镇体系规划》[6]、《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7]等规范性文件相关表述，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广西、西藏三省区发展定位的相关论述，可以认为国家视阈下西南边境城镇化应实现的核心功能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对外开放、边疆安全三个方面。经济发展方面，西南边疆城镇化建设应当成为我国西南边疆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边疆地区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将逐渐成为边疆区域最活跃的经济中心，其发展壮大也应当成为拉动边疆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8][9]《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等重要规划文件都对西南边疆中心城市、边境中心城镇、边境口岸城镇的经济发展功能和辐射带动功能做了专门表述。可以说边疆中心城市、边境地区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将逐渐成为边疆边境区域最活跃的经济中心，其发展壮大也应当成为拉动边疆边境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对外开放方面，西南边疆城镇化建设应当为我国向西开放构建重要支点。在推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边疆城镇应当成为不同层级区域的对外辐射中心。[10][11][12]以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延边开放战略为起点，向西开放已成为我国对内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对外实践“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战略抓手。在推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边境城镇必将成为互联互通的重要支点和不同层级区域的辐射中心。我国西南地区边境中心城镇、边境口岸发展具有较长的历史和一定的基础。云南、广西、西藏三省区已形成一批具有初步辐射能力的沿边县城，以及瑞丽、磨憨、东兴、凭祥、樟木、吉隆等十几个国家重点建设口岸城镇。边疆安全方面，西南边疆城镇化建设应当成为提升我国西南地区边疆治理能力、保障边疆安全的核心政策工具。边疆城镇化建设应发挥节点优势，推动边疆治理由被动防御的屯垦戍边模式向主动辐射的筑城稳边、筑城富边模式转型。[13][14][15][16][17][18]与内地城镇化不同，对于边疆边境地区城镇化建设，除一般意义的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功能，其边疆安全功能也不容忽视。我国西南地区与越南、老挝、缅甸、印度、不丹等国家相邻，邻国经济、社会、宗教、民族结构复杂。我国西南边疆边境地区自身也多是“老、少、穷”地区，且与毗邻国家存在较多族群、宗教、经济、文化联系，稳边安边兴边工作任务较重，提升边境治理水平难度较大。边疆边境新型城镇化建设则能够发挥节点优势，推动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完善和提升。

基于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交往、边疆安全治理三个方面的核心功能指向。结合上述已有的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本文确立了经济发展、民生发展、社会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开放与安全发展五个评价维度。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民生发展、社会发展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评价的一般要求，城乡统筹发展支撑城镇化发展评价的具体要求，开放与安全发展则支撑边疆发展与治理评价的特殊要求。本文选取了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作为应用样本，从上述五个维度出发，筛选产生30项针对性的量化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构建了特色化的指数型评价体系。基于对云南省边境25个县（市）的评价运用，本文进行了聚类分析，并给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二、指标体系与指数构建

（一）指标体系

根据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在经济发展、对外开放、边境安全等方面的功能指向，结合西南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地理、文化、地缘等特征，本文从经济发展、民生发展、社会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开放与安全发展等五个维度出发，梳理筛选构建特色化和针对性的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本文以综合全面、突出重点、展现特色、模型科学、数据可得为基本原则，力求各指标测量准确、表征科学、并能协调融合、相互支撑。特别的，在城乡统筹维度，本文通过城市化率以及若干城市、农村发展指标体现城、乡发展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在开放与安全发展维度，本文通过进出口贸易额体现对外开放水平，同时由于西南边疆地区边疆安全主要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本文通过两个刑事发案指标体现安全发展水平。经过筛选和测算，最终形成30个指标构成的量化评价基础体系（见表1）。在指标选取过程中，本文充分考虑数据的规范性，所有指标均选自公开出版的统计资料和公报材料。这可能对具体指标选取范围形成一些限制，但较好的确保了统计口径和数据测量的准确性，使得指标体系能够被重复和验证，保证了指标体系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较好的拓展性。

表1 云南边境城镇化水平量化评估体系

五个维度30个指标构成的量化评价基础体系，在保持城镇化发展评价一般原则的前提下，也体现了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特殊性。根据这一指标体系，首先可以对评价对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真实状态和演进态势进行分维度评价和比较，更进一步还可以构建综合评价指数，对评价对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和演进态势进行综合评价和比较。

（二）指数构建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在上述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具体数据，构建特色化的指数评价模型。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云南省所辖沿边县市共计25个，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分布，按毗邻国分列如下。毗邻缅甸的有：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福贡县、泸水县、腾冲市、盈江县、陇川县、瑞丽市、芒市、龙陵县、镇康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勐海县、景洪市；毗邻缅甸与老挝的有：勐腊县；毗邻老挝与越南的有：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毗邻越南的有：绿春县、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马关县、麻栗坡县、富宁县。

本文所采用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年鉴、云南经济年鉴，以及各县域统计公报、县域年鉴等，且所有数据均为2018年度数据。为避免各指标单位选择影响评价结果，我们对基础数据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构建的评估体系中每万人涉枪涉毒案件起数 X29、每万人刑事案件起数 X30两个指标为负向指标，其他28个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故对这两个指标进行了趋同化处理，使指标作用方向与其他指标保持一致。

本文综合指数计算及各维度评价水平计算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法也称主分量分析，其以降维的思路，将多个原始变量转化成相互之间具有独立性的少数几个综合变量，再计算综合变量权重，最后合成为综合评价指数。主成分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尽可能得消除了原始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减少了数据信息量的损失以及简化了分析过程，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19][20][21]

2.主成分提取与指数模型结构

在SPSS（v22.0）软件平台上，在数据标准化基础上，计算相关系数矩阵，进行KMO检验。主成分分析的技术过程实际上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变量降维的过程，因此，只有用于分析的各变量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时，主成分分析的运用才较适宜。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即为评价这一相关性水平的最为通行的方法。KMO检验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相对大小。当所有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平方和远远大于偏相关系数平方和时，KMO值越接近于1，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强，原有变量越适合作主成分分析。反之，KMO值越接近于0，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弱，原有变量越不适合作主成分分析。

基于本文的指标设计和应用数据，计算得到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适当性值为0.690，超过0.5，接近0.7，可以认为主成分分析法的运用较为合理。

进一步确定特征值和计算贡献率可知，前7个合成指标的累计贡献率85.4%，超过85%，所以确定主成分个数为7，并用F1,F2,F3,F4,F5,F6,F7表示。主成分对总体解释程度达85.4%。（见表2）

表2 各成分得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

将标准化的数据代入特征向量矩阵可以得出各主成分得分，计算形式如下所示：

Z1=0.28X1-0.07X2+0.29X3+·····+0.19X30

Z2=（-0.1）X1-0.05X2-0.1X3-····+0.15X30

Z3=0.01X1+0.22X2-0.07X3-····+0.35X30

Z4=0.01X1+0.23X2+0.03X3+····-0.02X30

Z5=-0.01X1+0.22X2+0.09X3+····+0.08X30

Z6=-0.06X1+0.11X2-0.17X3-····+0.02X30

Z7=0.05X1+0.33X2+0.06X3-····+0.09X30

其中，上式中的X为原始变量标准化后的变量，Z为主成分。

得到各评价对象的各主成分得分，在此基础上，以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构建主成分分析模型，即得到我们的指数模型结构：

Y=F1*Z1+F2*Z2+F3*Z3+F4*Z4+F5*Z5+F6*Z6+F7*Z7

其中Y即为各县（市）边境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得分。

三、指数型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指标合成方法，我们计算得出了云南25个边境县（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得分，并对综合指数得分进行了排序和聚类分析。进一步，我们对指数型评价体系的五个发展维度分别进行了考察。总体上看，云南边境县市城镇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发展并不均衡。决定其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自然交通条件和对外开放基础，另一方面是毗邻国经济产业发展与我国的相对水平。同时，州市府设置等政策性资源因素也产生重要影响。从分维度情况看，经济发展仍然是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安全发展等功能维度也存在不协调不协同的情况。

(一)综合指数排序与聚类分析

基于搜集整理的云南25个边境县（市）2018年数据，计算得出了云南25个边境县（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得分，并进行排序（见表3）。在综合指数计算和排序的基础上，我们对云南25个边境县（市）的新型城镇化指数评价结果进行了聚类分析。方差分析检验显示F=126.68，dig.=0.000，说明聚类效果较好。通过聚类分析，可将云南边境县市按照其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分为四个类别：领先区域、相对领先区域、相对落后区域、落后区域。（见表4）

云南边境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市主要聚集在自然交通条件较好、开放基础较好的传统贸易通道上，大多也是较知名的贸易节点城市或城镇。同时，毗邻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我国的相对关系等因素也直接影响着各边境县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同时，州市府驻地设置及其形成的政策性资源聚集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具体分析详述如下：

表3 2018年云南25个边境县（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估得分排名

表4 云南25个边境县（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分类

第一，云南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且各县市之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并不均衡。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景洪、腾冲也只分别达到3.3万元和2.2万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5.0万元）的66%和44%，而较落后的福贡、西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则分别只有1.1万元和1.2万元，刚刚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20%。值得注意的是，与一些内地欠发达地区不同，由于农业条件和交通条件的限制，边境欠发达地区生活必需品物价水平往往反而更高，因此其实际人均地区产值的相对水平可能比名义产值的相对水平更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又会进一步制约城镇医疗、教育、文化等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制约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阻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这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发展状态，实际上严重制约了边境城镇化在促进边疆发展提升边疆治理中重要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各边境县市城镇化发展水平差异巨大。从综合得分看，最高的腾冲市99.2，而最低的贡山县10.01。在云南边境县市中有腾冲市这样的在边贸和旅游领域都具有全国知名度的明星城市，也有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还相当落后的县市。一些边境地区的内生发展能力欠缺，近年来也没有找到特色化的增长点，没有培育出能够持续提供增长动力的产业行业。一些受自然地理和发展基础制约严重的县市，没有很好的把握和利用好上级政府提供的差异化发展政策，没有能够突破增长与发展的瓶颈。

第二，云南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市仍然集中分布在自然交通条件较好、对外开放基础较好的区域。自然交通和贸易传统仍然是决定当前云南边境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核心因素。西南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地形和交通条件约束较强，一些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成为商道，形成了较好的贸易传统，贸易传统又反过来集聚经济活动从而进一步改善交通条件，这种双向互动逐渐形成区域发展较强的路径依赖。同时，一些交通条件较好贸易基础较好的县市在省内甚至国内都具有一定显示度和知名度，在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等历次涉及边境的发展政策中也更容易得到关注和获得支持。从评价结果看，云南边境发展较好的区域主要包括三个：西向缅甸开放方向（腾冲、芒市、瑞丽、龙陵、盈江）、西南向老挝泰国开放方向（景洪、勐海）、东南向越南开放方向（金平、马关）。综合指数得分前10的县（市），有9个位于上述区域。这表明云南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仍然主要取决于依据地理交通条件形成的传统的开放通道分布。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当前云南在发掘边境发展新动能、培育边境区域新增长点工作中还存在不足。

第三，云南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较好的三个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相对关系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西向缅甸开放方向表现较为突出，共有腾冲、芒市、瑞丽、龙陵、盈江等5个县市进入得分前十。而传统认为发展更为成熟的西南向越南开放方向表现有所下降，仅金平、马关两县市得分进入前十，而最有名气的河口县更是仅列第16位。这一量化评价结果与近年来许多实地调研观察的定性评价相一致。边境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开放经济和边境贸易，因此毗邻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毗邻国产业结构与我国的相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云南不同区域边境城镇化发展的水平。上世纪90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后，由于中越经济产业结构存在梯级差异，中越贸易日益繁荣，促进了以河口为代表的一批中越口岸城市蓬勃发展。而随着越南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制造业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其产业结构与中国特别是中国邻越区域已出现趋同甚至是竞争的关系，中越贸易增速放缓，相关口岸城镇发展势头也有所减弱。于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和结构差异，中缅贸易近年发展迅速，相关口岸城镇化建设亦获得了较好的支撑。从中我们应该看到，在推动边境发展提升边疆治理能力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毗邻国的发展动态。同时，应更加充分的利用澜湄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变合作机制，深入推动与毗邻国的经济合作与产业协同。

第四，州市府驻地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政策性资源聚集在推动城镇化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综合得分最高的腾冲、景洪、芒市三地均具有较高的行政地位，享受较突出的政策性资源。其中排名第一的腾冲市为云南省政府直辖，保山市代管，财政享受省直管待遇。景洪和芒市分别是版纳和德宏两州州府所在地。即便是新型城镇化水平发展相对滞后的怒江州，其州府所在地泸水市综合得分（排名19）也较福贡（排名24）贡山（排名25）领先不少。通常认为，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扶持政策等稀缺资源往往是行政性分配的，高行政级别政府驻在，确实能够引入更多此类稀缺资源，促进当地新型城镇化发展。同时，公路、铁路等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层次往往依据地方行政层级来规划，高行政级别地方容易成为更高级别的交通节点，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层级也往往依据地方行政层级来安排，高行政级别地方更容易聚集人口和人才。然而也应注意，各级政府驻地往往也更倾向于设置在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基础较好的地方。因此，不应片面苛责这一现象，而应认真考量如何发挥政策性资源的积极作用，促进相对先进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政策性资源分配的普惠性，促进相对落后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真正在整个边境区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升发展机会的共享性。

第五，富宁县表现突出。虽然富宁与越南存在边界，但应当注意，其开放发展的面向并不主要是越南，而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以及珠三角经济区。云南省整体作为边疆省区，其与内地区域的经济互动主要包括三个面向，一是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互动，二是与北部湾珠三角经济圈的互动，三是对长江经济带的融入。然而，从当前情况看云南在这三个面向上，均面临较大的阻碍，并没有形成特别突出和效果明显的融入路径和渠道。富宁新型城镇化发展取得的成绩提示我们在加强对外开放的同时，促进对内开放特别是西向面向珠三角大湾区的开放与融合对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非常重要。

（二）各维度特征分析

  指数型评价体系的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的计算与排序，让我们对云南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和态势有了更客观准确的把握，也发现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一步，我们针对评价体系中的五个维度分别排序。（见表5）从分维度排序中我们能够看到，在云南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仍然是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安全发展等功能维度也存在不协调不协同的情况。具体分析详述如下：

表5 云南25个边境县（市）新型城镇化发展分维度排序

  一方面，经济发展排序与综合评价排序的相关度最高，经济发展当前仍然是各县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当前仍应着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其经济发展功能。在人均GDP低于五千美元甚至是低于三千美元的发展阶段，这一现象是符合城镇化发展基本规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目标和首要功能是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而在当前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与发展仍然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手段。我们在看待边境城镇化发展问题时，经济发展仍然是重中之重，应当坚定的把推动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放在推动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工作的核心位置。进一步，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也是边境新型城镇化实现其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边疆安全等功能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保障。没有边境地区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边境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就很难形成一个稳定团结和谐的社会面貌，也就很难实现筑城稳边、筑城固边、筑城戍边的边疆治理功能。只有边境城镇化的经济发展功能得到充分的实现，才能更好的提升人民群众的的生活水平，形成更强的向心力和团结和谐的社会面貌，才能更好的提升边境城镇的经济贸易集聚力，更有效的构建辐射周边区域的各级辐射中心，更有效的提升边境区域的治理水平，保障边境区域的内外安全。

另一方面，综合评价排序与各维度排序之间，各维度排序彼此之间都存在某种程度背离，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安全发展等功能维度存在不协调不协同的情况，必须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稳定、安全等功能维度，促进其与经济发展功能的协同实现。比如综合评价排名前五的县市，其社会发展排序有三个都在没有进入前十，其中富宁、瑞丽更是处于23、24位几乎垫底的位置。又比如综合评价前三的腾冲、景洪、芒市三地，其开放与安全发展维度排序仅有第20、25和17的水平。这一方面是由于更活跃的经济活动、更频繁的贸易交流以及不断推进的城镇化进程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冲突和安全问题。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并着手解决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凸显出的各种社会和安全问题。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往往是人口更加聚集的过程，也往往是各方面利益不断调整的过程，对于边境区域还往往是跨境人员货物流动不断增加的过程，因此，边境城镇化快速发展中也往往显现出更多的社会问题和冲突。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往往会成为提升城镇化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制约因素。除经济发展之外，其他维度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县（市）综合评价的水平。比如勐海县在其社会发展、开放与安全发展领域的表现就拖累其综合评价水平。而金平县在开放与安全领域较好的表现提升了其在综合评价中的排序。

四、讨论与启示

我们根据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的特点，构建了包括五个发展维度、30个具体指标的更全面的指标集合，进一步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构建了较客观准确的指数型评价体系。基于这一评价体系，利用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具体数据，对云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状况与态势进行了量化评价，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新结论：从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的角度看，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市）仍然集中分布在自然交通条件较好对外开放基础较好的三个传统贸易通道区域：西向缅甸开放方向、西南向老挝泰国开放方向以及东南向越南开放方向。表明云南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仍然主要取决于依据地理交通条件形成的传统的开放通道分布。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变化，向越南开放边境区域的发展势头有所减弱，而向缅甸开放边境区域发展迅速，形成新的热点。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受毗邻国经济产业发展与我国相对水平的重要影响。从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各个不同维度上看，经济发展当前仍然是促进云南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与核心动力。同时也应看到，社会发展、开放与安全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会随经济发展而自然消失，这些不协调不协同问题对云南边境各县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根据指数化评价形成的新观察和得出的新结论，我们也产生了一些新思考和启示：一方面，在看待西南边境地区特别是云南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问题时，应当充分尊重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基础。针对条件基础较好的经济区域和经济廊道，认真梳理其在“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泛亚铁路建设等重大战略中的定位和功能，不断探索新的发展着力点和增长点。同时也应该更加关注贸易条件和发展基础较薄弱的区域，针对特点精准施策，加大政策支持与培育发展动力并重，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应当充分尊重当前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应当承认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发展阶段，边境新型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仍然是经济发展问题，推动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首要工作也仍然是设法推动经济更快更高质量的增长与发展。另一方面，也应正视边境新型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特殊环境和承担的特殊功能，特别是重视其开放安全功能与经济发展功能的互动与协调，探索一般与特殊功能协同实现的有效路径。对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排名前列的市县，应当进一步强化其领先优势，并促进发掘发挥其辐射能力和带动作用。任何城镇体系都不可能是均匀的，差异和集聚都是常态。关键是看领先县市能否真正成为边境城镇链上的辐射中心，形成涓滴效应，在产业发展、交通介导、公共服务等方面支持和带动周边相对滞后区域的发展。对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排名靠后的县市，应当进一步明确定位补齐短板，在人均意义下提高经济活力和居民生活水平。在城镇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中明确定位，寻找融入周边发展中心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不断提高本地公共服务水平和居民生活条件。

针对沿海大都市圈和中部新型城市群开展的新型城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成果，采用了包括遥感数据在内的许多新型数据，运用包括微观计量机器学习在内的许多先进量化分析技术。而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和研究投入的相对不足，针对边境地区的新型城镇化研究还相对有限，分析技术也相对陈旧。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运用新型量化技术深入探索的领域，本文即是在这一领域的一个新尝试。本文根据我国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的特征构建指数型评价体系，并采用云南边境县市真实数据进行计算运用。该模型构建的基本思路和评价体系的基本结构调整后也应可应用于我国西北、北部和东北边境区域，在我国边境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当然，随着传统数据可得性和可靠性的改善，以及遥感、移动互联网等大数据渠道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新型数据，各维度指标的丰富和具体指标的选取都还具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参考文献

[1]方创琳,王德利.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J].地理研究,2011,30(11):1931-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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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n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of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

——Take the border counties (cities) of Yunnan as example

（School of Government,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meanwhil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of the border area. Based on the three core functions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pening-up and security, an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with 30 indicators in five dimens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eople's livelihood development, social development, urban and rural overall development, opening-up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 Using the data of 25 border counties (c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the index and sub-dimension score of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each county (city) are calculated.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border urbanization is neither sufficient nor balanced. On the one hand, the main determinants are the natural traffic conditions and the foundation of opening-up; on the other hand, it depends on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China. Simultaneously, policy resource allocation also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Among the better developed region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gions open to Myanmar is outstanding,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gions open to Vietnam is relatively decreased.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till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t the border. Synchronously, social development,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other dimension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creasingly. This paper is a new attempt to introduce the quantitative method into the research of urbanization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

Keyword：Southwest border area; Urbanization;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Index; Yunnan;

文献来源：

谭立力.西南边境新型城镇化的指数型评价体系构建研究—以云南边境县(市)为例[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02):103-114.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 ( CY2262420227) 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谭立力，男，1983年，汉族，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与城市治理、边疆发展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