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知识分子思想比较研究_期刊

毛泽东与邓小平知识分子思想比较研究

李合敏

（中共河南省南阳市委党校，河南南阳 473000）

摘要：知识分子问题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他们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时代背景不同，但都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问题作了大量的论述，分别成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一样，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既充分肯定和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主导思想”即正确的东西，又坚决摒弃了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观点，鲜明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为我们党和国家制定并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知识分子思想；比较研究

一、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问题

正确判断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基础。早在1933年，毛泽东就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不应看作一种阶级成分，其阶级成分依其所属阶级确定。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1]其后，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2]1948年初，他针对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形势下党内“左”倾情绪有所抬头的倾向及时地提醒全党，“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3]。如果“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4]。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更反复指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5]特别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与实践锻炼，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6]。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进程中，特别是1957年以前，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的正确判断，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党不仅团结、吸引了广大知识分子，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凝聚了宝贵力量，而且党和国家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进一步团结、吸引并依靠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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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合敏（1953—），男，河南内乡人，中共河南省南阳市委党校科研处原处长，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但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尤其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的不断升级，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的基本方法，把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接受的教育和某些思想表现等与他们的阶级属性混淆起来，特别是仅从世界观的角度，就判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为资产阶级的。他非常矛盾地说，尽管我国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但“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7]。1958年3月，他进一步提出，我国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即尚未转变的地、富、反、坏和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即中间派”；“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8]。这样，就将本来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划入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致使知识分子长期受到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及其延续，更使“左”的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广大知识分子被“四人帮”视为名列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成为身心备受摧残的“革命对象”。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带来了契机。1977年5月，邓小平尚未复出，就在一次谈话中率先提出： “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9]复出以后特别是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更进一步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问题作了系统论述。首先，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10]。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无论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还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都对价值的创造和社会财富的形成付出了心血和劳动，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并按照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来获取生活资料。因此，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的差别只是在于劳动方式和社会分工的不同，而不是阶级的对立。其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从工农家庭出身，在共产党的培养和社会主义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在政治立场上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为社会主义事业忘我地工作，而且以其拥有的知识优势，在社会主义的社会财富创造和社会发展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即使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也已彻底改造了世界观，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11]。再次，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充分肯定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并且已经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28年来，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满腔热情地对待自己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做出了成绩。甚至在林彪、“四人帮”那样迫害和摧残知识分子的时候，广大科学技术人员也没有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科学技术工作。许多人在同“四人帮”斗争中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迸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衷心拥护党中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加奋发努力工作。因此，“从政治立场这个基本方面来看，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应该说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12] 。“总的来说，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3]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不仅恢复了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正确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1957年以来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彻底摘掉了强加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而且从总体上把知识分子划入社会主义时期的领导阶级即工人阶级，实现了知识分子问题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为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和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有着十分深切的认识，并就此作了大量的论述。首先，富于政治感觉因而具有很强革命性的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14]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基础上，决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学习列宁的建党理论所采取的一个重大行动。其后的大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都没有并且也不可能离开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员知识分子的先锋和桥梁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15]其次，知识分子是完成民主革命乃至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之一，是新中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之一。毛泽东不仅强调“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16]，而且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17]。再次，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进而决定着国家强弱兴衰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更需要知识分子，没有科技人才就不能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18]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更必须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1956年9月，他还强调：我们要抓紧培养造就知识分子，特别是争取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19]。显然，毛泽东不仅把知识分子看作科教兴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专门家，而且认为知识分子中的优秀者必定也是能够治国理政的政治家。直到1957年，他仍然强调：“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20]但是，后来随着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误判，致使“专家往往是落后的，没有学问的、无创造性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贬低甚至歪曲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的话语一时成为“经典”。这不仅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的发挥，而且助长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从而严重妨碍了我国科学文化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在深刻认识科学技术日益重要的作用并正确判断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基本状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21]不仅如此，他还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理论基石，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系统的论述。首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致使科学技术成为提高生产力水平、促使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最活跃和决定性的因素，成为社会生产变革的先导因素和动力基础，成为社会生产力、经济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以致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22]。由此出发，他进一步强调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不仅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经济社会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学说，而且为我们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4]。其次，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邓小平认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广泛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之中的今天，如果“没有专业知识，又不认真学习，尽管你抱了很大的热心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做不出应有的贡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还起相反的作用”^[25]。而知识分子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还具有一般工人不完全具备甚至不具备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身怀“绝技”的知识分子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他们忘我地致力于并且卓有成效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正因为如此，他反复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26]“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27]再次，知识分子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工人阶级中最有前途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日益突出，脑力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的比例必将越来越大于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必将造就出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在更高水平上结合的一代代新人。邓小平敏锐地指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28]因此，“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29]。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恢复和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的正确观点，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而且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的载体——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特殊重要作用和主导地位，揭示了全党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在于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三、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

毛泽东认为，由于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而总是隶属于某一个阶级，加之中国革命的敌人力量太强，“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30]，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同时，“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31]。这就既要求我们不断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武装知识分子，更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群众斗争中经受考验，改造思想，健康成长。毛泽东不仅为知识分子指明了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成长道路，而且把能否与工农相结合作为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他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32]根据毛泽东的重要思想和革命斗争的需要，以及知识分子队伍的实际状况，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以“团结、教育、改造”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政策。大批知识分子迅速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在艰苦的群众斗争中自觉锤炼、教育、改造和提高自己，与工农主力军一起形成了战无不胜的革命大军，为夺取全国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当时我国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旧的东西，这既阻碍着他们自身的健康成长，也影响着新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顺利发展，因此毛泽东在强调放手吸收和任用知识分子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问题。他反复指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33]但是，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把思想改造作为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是认为所有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也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造。他正确地指出：“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34]经过艰苦的思想教育和自我改造，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后来由于“左”的倾向的日益发展和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失误，毛泽东认为尽管经过了教育和改造，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以仍然必须继续改造，并认为只有走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知识分子才能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转变世界观，致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被“下放劳动”、“批判斗争”，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1977年8月，邓小平就我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既充分肯定“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特别强调“历史不断前进，人们的思想也要不断改造。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改造，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要继续改造。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要继续改造，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的思想也要继续改造。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了的”^[35]。次年3月，他针对长期以来没有衡量知识分子是否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正确标准，动辄给知识分子扣上“资产阶级”、“脱离政治”、“走白专道路”的帽子的状况，不仅明确地提出了“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的科学命题，而且高度赞扬了广大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的思想政治表现。他指出，如果为了科学上和生产上的需要，有人连续奋战七天七夜，那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我们对于他们只能够学习、表扬和鼓励。“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即使是思想上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不能称为白。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辛勤劳动，怎么是脱离政治呢？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分工的。各行各业的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的条件下，努力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这不但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36]并且，没有缺点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为什么对这些业务干部、技术专家却要特别苛求呢！“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不断改造，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37]这些重要论述，不仅充分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成效显著，而且强调他们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努力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正是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不仅重申了毛泽东当年所提出的所有的人都要不断地学习和改造的重要思想，而且明确提出改造的目的不只是要提高政治觉悟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更重要的是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以便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根据邓小平的重要思想并结合形势的发展，我们党摒弃了“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工作方针，而代之以“正面教育，积极引导，严格要求，帮助提高”和“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从而，使广大知识分子彻底摆脱了长期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阴影，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利用自己所长报效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念，更加专心致志地致力于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

四、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问题

毛泽东认为“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38]，而且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吸收、任用和提拔问题。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顶着“左”倾错误的压力指出：“ 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39]抗日战争时期，他不仅强调“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40]，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而且要求全党必须坚决纠正“左”的错误，必须“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41]，必须“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42]，从而把“枪杆子”与“笔杆子”结合起来。解放战争时期，他继续强调必须重视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切勿再犯“左”的错误，并开始注意和强调在新中国的各项事业的建设中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问题。他明确要求：“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43]同时，还要团结和任用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新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并表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充分表明了他对知识分子的期望和尊重。以后他又一再指出：“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44]尽管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过严重的失误，“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一九七五年，还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提出‘老九不能走’”^[45]。

邓小平认为，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将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全党全社会就理所当然地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要还给知识分子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上、工作上信任、依靠他们，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以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首先，大胆提拔重用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复杂而艰巨的全新事业。“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46]因此，在干部培养、选拔、任用中，必须坚持“德才兼备”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大胆提拔重用又红又专、真正能干的知识分子。“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47]并且，“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48]。所谓“大胆使用”，就是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来；就是要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干部的工作。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专家，担负了行政职务，党委就应当支持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他们同样也是党和国家的干部，决不应该见外。党委应该了解和检查他们的工作，但是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故意刁难，施加压力，寻机拆台。其次，努力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需要稳定的工作环境和必备的工作条件，以便聚精会神地进行理论思维和科技创新。特别是有时候为了“攻关”出成果，更需要通宵达旦地连续工作。为了使知识分子能够一心一意地从事科研或者教育工作，既要保证他们的工作时间，又要为他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邓小平再三指出：“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49]同时，“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50]。再次，努力改善和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知识分子应当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国家和社会也应给予知识分子比较优厚的物质待遇。有知识、有能力、贡献大的知识分子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这不仅符合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而且有利于激励人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51]。为了切实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既要实行职称制度，使知识分子得到与其职称相应的较高的工资，又要实行奖金制度，使真正有本事的知识分子得到更高的报酬。这些重要思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所倡导的重视和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为真正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真正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特殊重要作用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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